戊戌政变史上有所谓天津“废弑密谋”，说的是慈禧太后曾与荣禄密商，准备于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九月，利用皇帝奉慈禧太后到天津阅兵之机，废掉以至杀掉光绪皇帝。这一问题的真相，至今尚未揭开，是百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留下的谜团之一。
光绪二十四年七月，维新、守旧两派的斗争渐趋激烈。同月二十九日（9月12日），康有为曾对自湖南来京的会党领袖毕永年说：“汝知今日之危急乎？太后欲于九月天津阅兵时弑皇上，将奈之何？”此说见于1899年初毕永年以日记体所写的《诡谋直纪》。
八月初三日（9月18日）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，对袁说：“荣某近日献策，将废立弑君，公知之否？”此说见于袁世凯以日记体所写的《戊戌纪略》。
以上所述，都比较简略，梁启超的《戊戌政变记》则写得比较详细。该书多处提到慈禧太后的“废立”密谋。
一处说：自从恭亲王奕讠斤于同年四月初十日（5月29日）去世后，皇上就每天与翁同龠禾商量改革之事，而慈禧太后则每天与荣禄“谋废立之事”。
一处说：四月二十七日（6月15日）这一天，光绪皇帝连下数道诏书，均出于慈禧太后之意。一是将翁同龠禾开缺回籍，二是规定二品以上受职官员皆须到皇太后前谢恩；三是命王文韶、裕禄来京；四是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；五是决定九月间，皇上奉皇太后巡幸天津阅兵。梁启超由此分析说：“盖废立之谋，全伏于此日矣！”
一处说：荣禄与慈禧太后决定阅兵，目的是“胁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废立”。该书并称：“此意满洲人多知之，汉人中亦多为皇上危者，而莫敢进言。”
关于弑害光绪皇帝一事，《戊戌政变记》并没有指实在天津阅兵时，而是笼统地说：戊戌年四月以后，北京谣言极多，都说皇上病重，或说张荫桓进红丸，康有为进红丸。梁启超分析说：“盖西后与荣禄等有意造此谣言，以为他日弑害皇上，及坐康、张等罪名之地也。”
综上所述，可见，所谓天津“废立密谋”或“废弑密谋”之说，均出于维新派。
对维新派此说，袁世凯不相信，荣禄本人则坚决否认。当八月初三谭嗣同向袁世凯透露“废弑密谋”时，袁世凯就立即表示：“在津时常与荣相晤谈，察其词意，颇有忠义，毫无此项意思，必系谣言，断不足信。”八月初五日（9月20日）荣禄得知此讯，立即大声呼冤说：“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，天必诛我！”
有耶？无耶？
所谓天津“废弑密谋”之说，十分可疑。
第一，如果慈禧太后和荣禄确有此意，那末，事属极密，康有为等人何从得知？关于这一点，梁启超在《戊戌政变记》中也承认：宫廷废立之意“事秘难知”。既然“事秘难知”，又何以能言之凿凿？
第二，光绪皇帝软弱无能，纯属光杆司令，如果慈禧太后和荣禄确实准备将他废掉或杀掉，在北京办理就可以了，何必远到天津，劳师动众？关于此，苏继祖在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中就曾指出：“夫太后、荣相每以为此其时也，可以废立矣，必在宫中调兵入卫，决不及出京到天津，行此大举动也。况今日京师之臣民，不知有是非久矣，苟行废立，尚有敢谓其不然者乎？不待以兵力压制之耳。”应该承认，这一质询是很有力量的，后来情况也确实如此。八月初四（9月19日），慈禧太后真正发动政变了，只须车驾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即可，简简单单，何曾费什么力气？
第三，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矛盾有一个发展过程。四月二十七日之时，距离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不过4天，还几乎什么也没有做，招致后党不满的几件事，如精简詹事府等衙门、罢斥怀塔布等六个礼部大臣，都发生在七月，慈禧太后和荣禄何以在四月时就如此狠心，要将皇帝废掉、杀掉？
第四，慈禧发动政变，抓康有为，杀六君子，和光绪皇帝的矛盾前所未有地尖锐化了，对光绪皇帝的处分也仅止于软禁瀛台，但是仍然保存了他的皇帝名号，并没有废，更没有杀，何以在四月时就既想废，又想杀？
第五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，召荣禄回北京任事，荣禄即声称，“庶儿与父言慈，与子言孝”，以调和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矛盾自任，并不曾落井下石。据金梁的《四朝佚闻》记载，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，“常为帝宽解”，为光绪皇帝说几句话。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（1899年12月），慈禧真想废弃皇帝了，荣禄还曾出面劝阻，以避免外国干涉为名，想了一个设立“大阿哥”的办法，使光绪的名号一直保持到去世。既然光绪在实际上成为阶下囚之时，荣禄都不曾企图加害于他，何以当初就既想废，又想杀？
根据以上各点考察，所谓“天津废弑密谋”之说并不可信。
那末，所谓天津“废弑密谋”之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在《戊戌政变记》中，梁启超又说：
七月二十九日，皇上召见杨锐，赐以密谕，有朕位几不能保之语，令其设法救护，乃谕康有为及杨锐等四人之谕也。当时诸人奉诏涕泣，然意上位危险，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！
在维新运动中，康有为最初主张开议院，后来为避免守旧派反对，改为建议开懋勤殿，邀请中外人士讨论制度改革。七月二十九日（9月14日），光绪皇帝到颐和园，向慈禧请示，慈禧不悦。其间，慈禧并严厉批评光绪罢斥礼部六大臣处理不当。第二天，光绪皇帝就召见杨锐，授以密诏，告以“太后不愿将法尽变”，自己权力不足，勉强做去，“朕位且不能保”云云。康有为等见到这道密诏后，既紧张，又惊慌，怀疑慈禧太后等要对皇帝下毒手。“然意上位危险，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？”一个“意”字，一个“谅”字，说明了所谓天津“废弑密谋”只是维新派的一种猜想。
自当年四月二十七日清廷决定在天津阅兵时起，维新派就怀疑其中有鬼，关于此，康有为在《自编年谱》中也说：“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时即行废立，夙夜虑此。”这里的“虑”字，也说明了所谓“天津废弑密谋”云云，只是维新派的一种忧虑，一种担心而已。
敌我两派斗争到白热化阶段时，精神难免高度紧张，将对方的行动、举措估计得过于严重，所谓“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”是也。
既然所谓“天津废弑密谋”只是维新派的一种猜测与忧虑，并无情报根据，那末，维新派为什么要将它视为事实呢？这是由于维新派自身武力夺权计划的需要。
在维新运动中，康有为最初企图通过成立学会、报刊宣传等手段自下而上地鼓吹变法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（6月16日），康有为被光绪召见后，感到皇帝英明，即转变为“尊君权”，主张通过扩大皇帝的权力，借以实行变法。然而，很快，康有为等就发现，当时，中国大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，皇帝并无多大权力。于是，康有为就准备武力夺权。其办法是，利用一支军队，包围颐和园，逮捕慈禧太后，将她杀掉。康有为等认为，慈禧一死，变法的阻力就不足道了。
最初，康有为、谭嗣同看中的是淮军将领聂士成，要王照利用和聂的把兄弟关系去做说服工作，许以事成之后提拔聂为直隶总督。但是，王照不认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有势不两立的矛盾，拒绝见聂。于是，康有为就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。他和谭嗣同制订了一个两步起事计划：先命袁世凯在天津起兵，杀死荣禄；然后命袁带兵进京，包围颐和园，同时命毕永年率领敢死队百人，乘机逮捕慈禧太后，将她杀掉。
要实现这一计划，就必须说服光绪皇帝，也必须说服袁世凯、毕永年等人。而这就需要一个堂皇正大的理由，“天津废弑密谋”正适应了这一需要。它一可以吓唬光绪皇帝，使他就范；二可以激发袁世凯、毕永年等人“保卫皇帝”的激情；三可以在事成之后，作为向天下万世交代的理由。
如前述，七月二十九日，康有为动员毕永年时就是这么做的：他先是告诉毕，太后准备弑皇上，问毕怎么办，然后才逐步向毕透露自己的围园计划。后来，八月初四日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也是这样做的：谭先是告诉袁世凯，荣禄“将废立弑君”，然后向他出示准备奏呈光绪皇帝的奏章，内称：“荣某谋废立弑君，大逆不道，若不速除，上位不能保，即性命亦不能保。”谭嗣同准备在说服袁世凯之后，即携带这一道奏章，深夜进宫去说服光绪皇帝，要求皇帝次日交给袁世凯一道朱谕，命他立即带来部兵在天津行动。当然，根据康有为的指示，准备对皇帝留一手，只说明废太后，而不说明杀太后。谭嗣同对说服光绪皇帝很有信心，声称“我有挟制之法，必不能不准”。自然，按“废弑密谋”，光绪不仅皇位不保，连性命都要丢掉，怎能不批准维新派的计划？
因此，与其说，“天津废弑密谋”是康有为等人的猜测或忧虑，不如说是他们的虚构，其目的在于为自身的武力夺权服务。
戊戌维新运动中，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梁启超等密谋包围颐和园，捕杀西太后，借此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辟道路，这是事实。但是，在《戊戌政变记》等书中，梁启超却对此讳莫如深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否认，相反，对于莫须有的“天津废弑密谋”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叙述、渲染。无他，梁启超写作《戊戌政变记》时，维新派和清政府的斗争还在继续，因此，自然无法严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作。这是应予理解的。
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曾经改造过部分史料，伪造过部分史料，说过不少假话，对此，史学家出于维护历史真相的目的，已经多有揭露，但是，还不能说已经揭露得很够。“天津废弑密谋”就是应于揭露的假话之一。
